(一) 人生在世，充满着各种矛盾.有人与人的矛盾，有人与自然的矛盾，有人与自身的矛盾。各种矛盾中，最根本性的矛盾，是人与自身的矛盾，即自己灵魂中善的一面与自己灵魂中恶的一面的矛盾。 人是一种混合物。他有肉体，又有灵魂。一方面，造物主在制造人的时候，已经把善的品质赋予每一个人的灵魂，使每个人具有热爱真理、同情他人、信仰上帝、崇尚公平正义、诚实守信等崇高品质。另一方面，人作为肉体动物，又会产生出各种邪恶的品质，如贪生怕死、自私自利、贪图享受、追求虚名、不讲信义，这些品质不可避免会给人的灵魂以消极影响。 人生的整个过程，都充满着灵魂中善的一面与灵魂中恶的一面的斗争。人生的最大使命，便是弘扬灵魂中善的一面，并加以发扬光大，战胜灵魂中恶的一面，使自己的人格趋于完善。 泰戈尔说：“我的心中有两个我，两个人：一个永远无尽休地为贪婪、不满、苦恼、快乐以及其他一百种情绪所摆弄;另外一个是更伟大的我，他高出那一切，能自制。自我完善——可是那个更大的自我隐藏起来了。我把他描写成为一个人的两部分：一部分是个人的自我，另一部分是宇宙的自我——只有在这个宇宙方面，他才与无限合为一体。”这里的“两个我”，不但泰戈尔面临着，而且每一个都面临着。一个越热爱真理、越珍惜自己人生价值的人，他对这个问题的体验越深刻。这“两个我”的斗争，谁胜谁败，谁处于优势谁处于劣势，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境界，决定着一个人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是一个平庸的人，还是一个邪恶的人。 这“两个我”，谁胜谁败，与这个人的家庭教育有关，与这个人所受的学校教育有关，与社会环境有关，与这个人有没有锲而不舍地进行艰苦的人格修养有关。良好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，是人生无价之宝，它有利于人们养成一系列良好习惯，从而有力地促进善的品质的茁壮成长。与基因有关系，但决不是最主要的。 (二) 在灵魂的善与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，是十分艰难的。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征服一座城池易，征服内心的邪恶难。每向前迈出一步，往往要经历一番无比艰苦的搏斗。圣雄甘地曾经作了这样的自述：“对我来说，征服微妙的情欲远比用武力征服世界困难得多。自从我回到印度后，我体验到内心潜服的情欲。我为此感到羞愧，尽管我没有被它击败。我的经验和尝试支撑着我，并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。但我知道，我必须穿越面前的艰难道路。”每一个锐意于在灵魂战场中取胜的人，都有相似体会。在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中，在《曾国藩日记》中，在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这部文学名著中，我们都深深感受到，让灵魂中的善去战胜灵魂中的恶，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 正因为灵魂中的善战胜灵魂中的恶，如此不易，所以亚里斯多德说：“我认为，克服自己欲望的人，比战胜敌人更勇敢，因为征服自我是最艰难的。” (三) 有两本书。一本是《天路历程》，说的是一个名叫“基督徒”的人，如何坚定自己对神的信仰，如何与自己天性的软弱作斗争，最终取得胜利，使自己的灵魂得救。另一本书是《西游记》，说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如何历跨越千山万水，如何战胜妖魔鬼怪，最终到达他们所向往的地方：西天极乐世界。《天路历程》属于征服人的内在世界，展示灵魂中的善如何与灵魂中的恶进行斗争，最终取得胜利。《西游记》属于征服人的外在世界，展示人们如何在自己与其他人、其他事物的斗争中取得胜利。相比之下，《天路历程》涉及的是更深刻的人生问题，因此具有更高的价值。 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后传》，叙述一个名叫无天的恶魔，与如来争夺三界第一把交椅。在这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：恶魔无天的灵魂深处，有两个无天，一个是白衣无天，另一个是黑衣无天，前者代表正义，后者代表邪恶，两种力量一直互相斗争。白衣无天一直在斗争中处于劣势。但每当无天同正派力量进行生死决战、正义力量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时，白衣无天就要站出来，支持正义力量，使无天的力量遭到极大削弱。《西游记后传》不是把恶魔简单化，而是指出恶魔也有“两个我”，一善一恶，这种思维方法显然是符合人性的，因而是更深刻的。 中国文学的一个惊人缺陷是：笼统地把人分为好人与坏人，却不去深入揭示无论好人、坏人两者人性中的相通之处，不去深入揭示无论好人、坏人，都有善良的一面与邪恶的一面、这两个方面互相交织、互相斗争。《说岳全传》中，岳飞是好人，秦桧是坏人。文革年代的作品中，站在文革极左分子这一边的，是好人，反对文革极左分子的，是坏人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中，跟着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走的是坏人，反之则是好人。总之，善与恶极端对立，泾渭分明，而每一个人所固有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挣扎，却被掩盖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拿不出与《罪与罚》、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、《复活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忏悔录》相提并论的作品。《圣经》中，耶稣对那些准备用石头砸死“坏女人”的众人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”，就是说，人人都是有罪的，世界没有绝对的义人，但这个道理，中国文人却不懂得。 (四) 在马克思看来，社会之恶，在于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，成为统治者，对另一部分没有生产资料的民众进行奴役和剥削。如果把统治者推翻了，民众当家作主，拥有生产资料，这个社会就有公平正义，人们就会生活得自由幸福。但是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真理，显然被马克思忽略了，即统治者、剥削者的人性有善有恶，被统治者、被剥削者的人性也有善有恶，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，而不是道德修养的不同。一旦被剥削阶级取得权力，成为统治者，诱惑多了，而制约少了，他的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被放大，就会成为同以前时代的统治者、剥削者一样凶恶，一样无耻，一样不尊重广大民众的权利和自由，一样不择手段去攫取各种社会资源，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。这时的统治者，人还是当初那个人，但心已经不是当初那颗心了，无论是他的内心还是他的行为，都已经从当初的革命者变成今日的反动分子，变成社会进步发展的绊脚石了。他们还会高唱礼义廉耻、三个代表之类的，那不过是忽攸人民的幌子，而他们自己，是决计不去遵从的，是什么无耻的事也敢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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